三階段競爭20年 美中5G科技戰的癥結所在
2月中旬，據報美國總統拜登指示政府部門，審查涉及高科技領域的供應鏈。目的是評估由「不友好國家」主導的供應鏈對美國經濟和軍事的影響。由於美國審查的科技包括與5G有密切關係的半導體和稀土技術，反映拜登已意識到美國在5G科技落後的情況下，美方須評估供應鏈並預防過度依賴外國技術。
去年底，華為與上海集成電路研發中心（Shanghai IC R&D Center）和上海市政府合作，在上海建造一間新晶片廠，以回應美國欲斷供華為晶片的措施。5G所需的晶片屬14納米和28納米電晶體。2019年為止，中國境內分別有一家能生產16納米電晶體和三家能生產22納米電晶體的晶片廠。筆者因而相信，華為能自行生產5G晶片的成功率頗大。（參見筆者刊於2020年8月17日本報《美國圍堵中國晶片業》）
科技發展：催生三大陣營
究竟美中5G科技競爭的癥結是什麼？過去幾十年，學術界一直辯論國家發展政策和科技政策之間的關係，催生了「科技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科技全球主義」（techno-globalism）和「新科技民族主義」（neo-techno-nationalism）三個陣營。
科技民族主義政策成為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對日本發動貿易戰的其中一個主因。對於科技民族主義者而言，科技政策被視為加強民族身份認同和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工具。例如在1986年，日本科企富士通（Fujitsu）計劃收購美國國防工業晶片商快捷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做法，一般被視為是科技民族主義行為。
當科技民族主義者關心如何透過防止科技全球化去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時，科技全球主義者則推動以跨國科技發展合作為核心的科技政策。後者認為國家財富的創造取決於政府和企業能否善用全球化過程。政府之間之所以願意合作，是因為他們都想從全球市場中增加「集體得益」（collective gains）。相比科技民族主義者，科技全球主義者相信全球互聯互通性可為國家經濟帶來增長和增強國家力量。
而新科技民族主義則是科技民族主義的保守主義延伸，它以維護國家利益為科技政策的核心使命，並於市場機制之上更額外着重「擴大國家承諾」（expanded state commitments）。雖然新科技民族主義者也支持透過「公私合營」（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或外資參與國家科技發展計劃去促進全球互聯互通性，但他們的核心前提是強化中央國家權力。換言之，新科技民族主義者對中央集權的追求比科技民族主義者更甚。
去年，韓國學者Mi-jin Kim、Heejin Lee和Jooyoung Kwak於英語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發表研究論文。他們透過研究中國過去二十年在「資訊和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領域的國際標準化（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措施，探討現時美中5G科技戰的癥結所在。他們發現，在過去二十年，美中已經一直在爭奪為資訊和通訊科技訂立最高國際標準，可大概分三階段……
黃伯農
英國巴斯大學
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上文節錄自第255期《香港01》周報（2021年3月8日）《三階段競爭20年 美中5G科技戰的癥結所在》。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封面報道】別讓猜忌毀了「一國兩制」 香港需成另一個「香港」